2021年初再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出向农村地区弥散的态势，[1]由此需要村委会更为有效的参与。

这也是合并立法和分别立法的最大区别。很明显，如果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将无法解释面向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非违法没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因此，将行政没收从《行政处罚法》中全部予以删除并不合适。这是因为，在技术层面，如何从总收入中区分非法收入存有难度。第*条（他物没收）不属于违法行为人所有的第三人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没收： （一）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该物成为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的。较好的立法策略是将行政没收写入《行政处罚法》，但不在处罚种类条款中予以列明，而是另设专章。（2）没收第三人所得，是指没收未参与违法但却基于他人违法行为而获益的情形。

同时它亦不需要符合有责性（具有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因此可以对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没收。[37]它们共同决定了行政处罚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搭建了包含制裁性违法性报应性的概念体系。彼时法院直接将该条视作警察活动的依据，而该条所设定的要件和效果又极为宽泛，澄清警察活动的条件与限度于是成为近代德国警察法理论的重要任务。

[73]我国法院亦曾判示，警察虽有权对是否处警、何时处警作出决定和选择，但当生命及健康等重大法益有遭受侵害的危险时，此种裁量权原则上限缩到零，警察负有积极介入的义务。3.法定主义原则对于柔性介入的约束 对于柔性介入，法定主义原则要求警察不得以非强制性、非权力性手段，取代法律明确规定的介入措施。与此形成对比的另一例子是，某女A发现了其丈夫B与情人C的婚外情，为了能够在离婚诉讼中将C作为证人加以传唤，便请求警察赴两人幽会的场所确认C的身份。[73]参见前引[39]，Scholler等书，第351页。

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警察认定交通事故并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民法典规定警察应对高空抛物展开调查，则属于对警察纠纷解决帮助义务的具体规定。[32]参见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90页。

[36]参见李震山：《警察行政法论——自由与秩序之折冲》，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14页。然而，随着现代市民经济活动的发展，私主体之间的财富差距和能力差距不断扩大，乃至出现两极分化，行政的中立性逐渐难以立足，在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国家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79]这一见解对于构建裁量权收缩的要件体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30]参见叶晓川、曹飞：《警察任务法治化之困境及出路》，《河北法学》2012年第10期，第158页。

[46] 1.辅助性原则对于职权性介入的要求 辅助性原则的两层含义，分别关联着警察与其他行政机关的关系，以及警察行政活动与民事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警察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民间纠纷当事人给予治安处罚，并不属于职权性介入。依照这一法理，实定法采取便宜主义，并不意味着将介入与不介入作为等价的选项从而赋予警察行动的自由，便宜主义原则毋宁应当被理解为，警察必须采取最为适宜的手段完成防止和排除危险的任务，在个人权利及法益面临危险之时，警察的裁量自由不断收缩，直至唯有一种介入方式不存在裁量瑕疵。后者是指警察可以裁量决定是否行动以及如何行动。

警察在保护一方私主体权利的同时，可能对另一方私主体权利构成侵害，因而警察的义务性介入亦需遵从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人民警察法第2章和第3章分别规定了警察的职权和义务，据此可将实定法规定的介入情形区分为职权性介入和义务性介入。

[44]因此，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足以成为警察以劝解、警示、劝阻、指导等柔性手段介入民事领域的规范依据。例如，依照人民警察法中的私权侵犯救助义务条款，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时应当立即救助。

[13]参见[日]熊本信夫：《警察の概念》，载成田頼明编：《行政法の争点》，有斐阁1990年版，第238页。虽然治安调解的手段具有一定的非强制性、非权力性，但非权力行政的实际运作，也可能伴随着压制性力量，并产生规制、侵益的效果。在上述情形中适用辅助性原则的原因有二：其一，职能分工的专业化是现代行政的重要特征，公安机关虽在治安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治安管理职能本身颇为繁杂，[49]在与其他行政机关权限交叉的领域，如非法物品的识别和处置方面，警察未必更具专业优势，因而未必适于完成同时由其他行政机关承担的特别行政任务。[52]就我国实定法的状况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为诸多民事侵权行为设定了罚则，这些罚则规定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追缴并向被侵害人退还财物，以及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便为大量私法法益创设了直接的公法保护。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并制止家庭暴力。从治安处罚的手段特征及其带给被处罚人的不利效果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具有授权规范的性质，且人民警察法第7条也将治安处罚规定为警察的职权。

在此之后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反家庭暴力法，都要求警察在特定情形下以特定方式履行私权侵犯救助义务。[25]杨解君：《双服务理念下现代行政之变革——服务行政的解读和提升》，《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4页。

鉴于甲提起诉讼或申请保全时必须特定化对方的姓名和住所，而司法上不存在对此加以确认的程序，故警察可以应允该请求。[53]参见前引[39]，Scholler等书，第79页。

并且，作为行政处罚的取证手段，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安全生产法第65条第1款第4项查扣危险物品，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依照行政处罚法第56条的规定将淫秽音像制品先行登记保存。若实定法规范体现了法定主义原则，则警察的职权性介入和义务性介入皆无决定裁量之空间，亦不得以柔性介入取代法律明确规定的介入措施。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行申242号行政裁定书。公安部出台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在第11条中规定，对危及人身或者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民警接到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近代的法理念从拥护市民社会的自主和自律出发，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二元区分。[38]这种认识并不符合纠纷解决帮助义务条款的旨趣。

作为行政法范式变革下警察义务性介入民事领域的一种类型，纠纷解决帮助义务应当与保护个人权利的任务相结合，方符合警察义务的基本功能定位。[7]参见高文英：《转型期警察行政职权配置若干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2页。

彭贵才：《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第133页。此即将私权侵犯的警情紧急性作为裁量权收缩的判断标准。

并且，就我国实定法的规范状况而言，即便认为裁量权收缩的法理本身存在不足，也不必诉诸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这一警察任务条款，而是可以直接以私权侵犯救助义务条款作为限定警察决定裁量之余地的补充性论据。不过，警察的帮助义务并不包含协助请求人在诉讼或仲裁中获胜。

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生活以私法所规定的方式开展，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秩序，与良好的卫生状况、安全的交通状况、健康的风俗习惯无甚差别，而毁损他人财物、拒不支付货款等违反私法规范的行为，便有损这种社会秩序，即实际上也涉及公共生活。李海平：《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52页。在私权受到侵犯且情况紧急的情况下，虽不应完全置被侵害法益的性质于不顾，但至少可以对是否满足法益侵害重大性要件作相对宽松的认定。首先，在私权侵犯救助义务方面，适用辅助性原则意味着，仅当私主体单纯利用民事救济程序不足以及时排除权利侵害时，警察方有义务介入侵权行为以保护个人权利。

3.辅助性原则对于柔性介入的要求 柔性介入措施通常不会对个人直接产生侵益性效果，但频繁实施也可能过度滋扰私人生活，因而警察采取柔和化手段介入民事领域，也应参酌辅助性原则的要求。[78]问题在于，若警察可借裁量之名任意放弃调解，径行实施处罚，对于相对人来说，行政程序将失去可预期性，警察职权的行使也将沦为恣意，故仍应限缩警察的决定裁量余地。

[9] 当然，某项民事活动是否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本质上属于社会学的评价范围。[27]实践中，警察亦时常采取一些非强制性、非权力性的介入措施，此类措施既非行使职权，也非履行义务，可谓以警察任务为导向的柔性介入。

此外，警察的辅助性角色决定了其所采取的救助措施应当仅具临时性质，否则将取代法官之角色，[53]即警察不能在缺少特别法规定的情况下，仅根据概括性义务条款作出责令恢复原状、责令返还财物等直接形成或确认私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决定，而至多只能凭借其强制力暂时排除侵害。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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