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专题： 功能分化理论 。

(27)多元社会层面的共建共享，参见马长山：《法治中国建设的共建共享路径与策略》，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②诸社会系统的单一取向，同时意味着功能分化的祝福与诅咒。

在韦伯看来，采用法内标准并呈现为一般规则体系的形式理性法，直到近代才在欧洲大陆定型，代表着法律演化的最高成就。(27)它们可以处理成员之间的纠纷，也可以通过施加名誉、荣誉、信誉的影响，减少资源投入，降低权限等级，取消成员资格等不同方式，处罚破坏自治规范的成员行为，而司法机关往往对这些决定予以尊重。它们是高度复杂社会的特有症状，根源于功能分化的组织原则导致的社会复杂性增长，无法简单归咎于任何单一社会机制的失灵。进入专题： 反思型法 高度复杂社会 共建共治共享 。首先，由于高度抽象化的法律概念无法用于制定保障政策，维持和促进社会子系统的相互协调，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和三段论的司法裁判又无法满足解决系统际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需要，形式法范式难以适应高度分化的社会。

④当代社会的治理问题呈现更加明显的系统性。一国的竞争法尽管采取了主动的处罚和积极的干预行动，但只要并非为了达成特定经济目标或者践行特定价值观点，而是以维护经济系统的自主性和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为宗旨，它就有助于更多市场主体的共同参与，属于反思型法的范畴。（6）人工智能会给个人隐私、集会等基本权利的实现带来挑战。

显然，美国学界多年从科技创新实践中积累的演绎能力也支配着法学领域的研究，往往将科幻式的自然和社会场景推向真实。这涉及如何定义可预测性以及预测的内容。第四，在受害者起诉所有者的情况下，所有者若要解除自己的责任，须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并证明操作者才是被告。既然全自动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自主思考和行动，那么一旦违法该如何适用法律？由于机器的行为没有体现人的意志，追究人类主体的责任不合逻辑。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瑞安·卡洛指出了人工智能会带来技术风险——影响网络安全。当前的过错责任要求因果关系追溯到后者（即操作员）。

罗斯伯格同样是用公司人格理论来支持Clive拥有财产。那么，通过智能系统在公共场所对人和车进行识别，也涉及搜查及其合法性问题。不过，做出这一论断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初，距今已近30年，当今，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日益具有现实性。研究角度的契合，也为中美两国人工智能刑事法律问题的交流提供了前提。

该文中，强人工智能被称为经认证的智慧生命体（原文表述为Clive，全称为certified living intelligent valued extraterrestrial）。安保机器人带来的攻击和防卫问题。但更多学者认为，至少一些或部分机器的输出可被视为言论，因为它们会产生知识。这些研究成果视野开阔、范围广泛、内容具体，展现了较强的理论逻辑和学术想象力，值得借鉴。

正如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的大卫·维戴克（David C. Viadeck）教授所总结，目前机器做出的决定，都可追溯到设计者、编程者和其他人，它的进程由人类加以定义、引导并最终控制，无论其多么复杂，也只是由人类使用的工具。他引述牛津大学未来主义者尼克·波斯特洛姆教授对全自动机器的说明，即能够拥有独立的主动权，能够制定它们自己的计划……或许把它们视为人而非机器更为合适。

其四，替代责任的犯罪。第三，以纯粹理性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法律判断，难免忽视个体经验、潜意识、第六感等重要的感性作用。

针对这两个研究视角，有美国学者指出，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并不对人类构成威胁。那些设置了弹簧枪却没有设置警示的人，如果其行为造成了伤亡，应承担责任。本特利还拟出了有关无人机监视的具体立法议案，包括对执法部门使用无人机的限制（用于搜查的期限、程序、场合、抗辩），数据保留的限制（时间、保存要求、检索程序、使用），基于无人机平台的技术限制（感官增强技术、武装设备）等。这很值得习惯于法律注释学的我国学者借鉴 进入 夏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美国学者 人工智能 法律 权利 责任 。胎儿或植物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为，却依然是人，而具有精神生活的一些高等哺乳动物，则不被认为是人。然而，无论联邦还是州或地方，对无人机的法律规制都很薄弱。

同时，为避免对技术发展造成干扰，该机构应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工智能分担责任。这反映出美国学界对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的深深忧虑。

对于上述问题，在科技水平全球领先的美国，近年已有各界人士从不同方面进行反思，这无疑具有借鉴价值。受害方受伤（或加重伤害）是因为自身的疏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伊丽莎白·约教授讨论了警察运用人工智能引发的执法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在卡彭特诉美国（Carpenter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联邦调查局通过手机对行为人进行定位，被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属于非法的无证搜查。这种涉及使用武力的决定，也是关于自动武器发展和部署的争议要点。

事实上，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讨论正是在工具体和意识体两种意义上展开的。（3）认知科学目前还无法揭示意识、感情等精神生活的基本进程。他们为此提出管控建议。例如，美国学者讨论的人工智能法律问题涵盖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律服务。

（1）人格概念与人性概念不易区分。第三，在租用无人机的情况下，只要所有者保留操作者的明确记录及事故发生的时间且能证明操作者拥有保险或足够的财产，即可免除所有者的责任。

七、结语 通过以上对美国学者有关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并对比我国学界研究现状，不难看出，中美两国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关注领域高度契合。但未来一旦安保机器人能够自主识别威胁，当遇到危险时它们能够使用武器甚至致命武器。

不过，联邦法规的僵化可能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无人机行业。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学者詹妮弗·本特利讨论了执法无人机与隐私权的关系。

摘要：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以人工智能工具体和意识体的区分为视角，主要讨论了人工智能的言论自由、人工智能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影响、无人机对隐私权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可否拥有公民权利等宪法问题。具体而言，作为一种算法的人工智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决定使用武力，尤其是在核武器的语境下。执法无人机与隐私权之关系引出的搜查令问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晚于美国，但毕竟已经起步，我国法律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具备全球化视野和前瞻性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人工智能发展必然带来的风险和危害，自发地思考法律应对问题，而由于人工智能及其法律问题的共通性，两国学者在诸多问题上不谋而合。

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尽管各国政治制度和法律本质不同，但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是任何部门法建设和任何具体法律问题研究的基础。正如美国知名科技博客小发明（Gizmodo）的高级评论员乔治·德沃尔斯基所言，当下的人工智能尚处于婴儿期，它们仍是我们可以看到其成果的无形算法，而不是生活在我们世界中的有形机器人，人工智能仍依赖于编程者，最终，它们仍是提供协助而非取代。

具体而言，会影响到四种犯罪：其一，严格责任的犯罪（包括超速、无保险证明、违章停车等）。显然，前者是当下，后者是将来。

权利风险——侵犯个人隐私。在杰森·泽诺看来，人工智能获得宪法性公民权利的起点和进路是在财产法和经济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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