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它为正在形成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找到了阿基米德支点，为正在生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体系建立了理论基地。

对专家的监督和对科学理性的补充也是吹哨人制度设计的另一层含义。风险社会立法治理的优势在于它能够重新分配风险，也能够强化科学理性和风险沟通等基本的风险控制方式，同时借助法律的功能实现风险预防，最大程度消除不确定性和降低损害。

（二）完善传染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制度 作为专业机构，国家疾病控制体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加重它在传染病防控中的权重和责任。第四，在分配风险方面要关注到全球治理的特点[6]。其次是引入电子政务和信息化系统，建立和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将未知的突发的传染病也纳入报告之中。传染病防控机构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纳入广义的疾病防控机构之中，但要单独规定传染病防控的职责。第二，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共同分担风险。

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中，政府权力扩张，导致出现一个强政府、大政府。（二）完善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 首先，加强和丰富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二是法学创新依靠人民，从人民的实践、人民的理论、人民的话语中汲取法学创新的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实践展开，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新兴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大量涌现。中国特色是中国法学的基本规格、文化本源、科学秉性，我国法学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当下实践出发，必须传承中华法制文明、培育法治民族精神、善用法治本土资源，必须承载时代精神、形塑民族品质。中国法学70年的探索历程，也是批判旧范式、形成新范式的范式更替过程。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加快发展法学交叉学科，一方面要突破以往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置专业和研究领域的习惯做法，打破法学内部的学科壁垒。进入 张文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

三是法学成果为人民共享，要让法学成果为人民所理解、被人民所接受、使人民满意、令人民乐道。③关于对旧法学的批判，参见何思敬：《肃清旧法学的影响》，《新建设》1950年第1期。从概念内涵上看，法学体系既是法治体系之组成要素，又是法治体系之精神依托。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就决定了中国法学既要立足当前，又要面向未来，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把握在社会矛盾深刻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日益增长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规律，为法治中国建设的近期、中期和远期进行规划，提出前瞻性、战略性、可行性的方案，提供智力服务和理论支撑，与此同时，不断与时俱进，始终保持法学的时代性。

当代化是创新，是中国法学与时俱进的活力所依。要在尊重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善于与当代外国法学界开展平等对话、增进交流互鉴、寻找理论共识，打造融通中外的法学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论，在对话、沟通和互鉴中不断增强中国法学的包容性和时代性。(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我国现行的法学学术体系是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为基础、以西方国家法学体系为参照而构建的，除了法理学和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都对应着法律体系中相关法律部门。

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构成某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概念系统、基石范畴、核心理论或者话语体系。古罗马的注释法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注释法学、中国古代的律学以及被一些学者称为法律教义学(法教义学)的德国法律科学，都属于法律学的范畴。

弘扬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做到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自觉意识。于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舆论、思潮和运动也席卷而来。

21世纪后，全球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正在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是科学自我超越、更新换代、转型升级的显著标识，是科学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生生不息的内在需要。以法律部门划分来网格化法学学术体系，既不适当地阻断了各部门法学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又严重限制了新兴学术领域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将其视为十八大以来党所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⑧是对其理论创新意义的科学评价。法学理论创新和法学体系构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发现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的新问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新课题，回应新时代中国法治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揭示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特征新规律，自觉克服僵化观念和避免教条主义陈见。第三，参照系的不确定性。

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论背景，即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活动的平台、论坛、舞台。法律学通常把法律看做一套规范体系，并采用逻辑实证或经验实证的方法去注解、分析、解释法律规范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

与其他学科相比，法学界只有以加倍的努力，才能脱贫、脱稚，跟上哲学、史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前进的步伐，实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任务。与70年新中国发展同呼吸、与70年新中国法治共命运的中国法学，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法学、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三次革命性探索中，反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把脉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逻辑，关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逐步树立起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了以法治实践激发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推动法学发展的信念，为新时代中国法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转型铸就了坚实的基础。

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要求法学界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在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新时代探索中，法理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缘于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对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理论需要，缘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对良法善治的价值需要，缘于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对其正当性根据的追问。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4章。李光灿、江滨：《批判法制工作中的旧法学观点》，《人民日报》1951年5月17日，第3版。第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迫切需要。第四，它准备了审视、批判和重构法治理论的思想武器，其深邃的法理意涵有助于分析鉴别古今中外法治理论的优劣，其鲜明的实践指向有助于反思批判不合时宜、脱离实际的观点、学说、理论，其强大的建构功能有助于对各种法治思想兼容并蓄、择善而用，以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民主惨遭破坏，法制荡然无存，社会主义新法学在风雨飘摇中坠落。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动力在于永不停歇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生命之源是永无止境的实践发展，而实践发展的基本表征是永不断裂的问题链条。

当下，我们推进法学的科学化，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原理，并以其科学原理指导法学研究。新兴学科开设不足，学科设置滞后于实践，不能回答现实问题。

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吹动下，浴火重生的法学界以极大的政治魄力、理论勇气和思想智慧，冲破僵化思想、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掀起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革命，先后开展了关于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民主与法制、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法的本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学基本范畴、法的本位、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为中国法制的恢复重建、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发展、依法治国的有序推进扫除了思想障碍，为社会主义法学重焕生机准备了理论前提。站在新时代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不单是一个普通的概念或命题，更预示了法学研究的新范式。

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但是，目前我国法学学科结构不尽合理，传统学科克隆西方法学理论的情况比较突出。对此，我们必须加快提升中国法学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水平，以助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推动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胎死腹中，中华民国民法典蜕变为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新中国一度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处理民事纠纷的意见，没有4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没有现代法治的共同愿景和不懈追求，没有《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步步为营，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民法典》。司法解释就是司法解释，不能有任何立法的功能，必须与立法本意一致。

但是，公法与私法的交融应该而且必须是相得益彰，而不是公法在私法领域横冲直撞。中国社会不可能割裂公法与私法，这既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性所决定的，也是现代社会生活公共化不可逆转的趋势。

一 中国《民法典》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从无到有，中国社会的行政诉讼不断增长，在防止公权力任性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行政诉讼的对象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减损民事权益的本质是：以某种公共利益为由牺牲一部分法人、自然人的民事权益，或者牺牲全体法人、自然人的一部分民事权益。30年前笔者的《论中国司法解释》指出司法解释的五个问题，迄今为止，基本解决的只有司法解释须经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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