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宪法70年》的编写即是贯穿了这样一条主线和思路。

需要强调的是，训诫不论是通过书面还是口头形式实施，都不具有处罚的性质，其他公安机关也不宜对被训诫人再行处罚，但训诫可以作为有违反治安管理的前科记录，若再有同类违法行为，可将之作为从重处罚的理由。如何通过均衡处罚权的行使和限制这对关系，以更好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需要高超的立法技术，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为此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均衡路径。

若公众不服从警察命令所确定的警察义务，可以对之施以警察处罚、警察强制等确保警察行政实效性的手段。其中，前一项告知属于说明理由的制度范畴，但该项告知却并未包含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导致被告知人无法知晓拟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变更，也即对理由的说明是缺乏依托的，致使该项告知容易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程序要求。其次，依照功利主义的学说，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人类行为的深层次动机与目的，从人们求乐避苦的本性出发，惩罚并不是法律制定的最终目的，立法者通过制定惩罚措施，使人们相信违反法律招致的痛苦远远大于快乐[15]，若对违法行为人仅施加教育，易使其产生违法不会受到惩罚的预期，这无疑是对违法行为的放纵。其二，对不执行行政拘留的特殊人群增设后续教育措施。从另外一个层面，公安机关若想积极推进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并有效降低执法风险，也需要理论和立法的有效指引。

因此，应当将教育作为一种更为基础的确保治安管理实效性的手段，将之贯穿于治安案件办理的全过程，并将处罚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以促进执法效益的提升。这既不同于从轻、减轻的量罚设定，也不同于无实质不利影响的不予处罚设定。我个人认为，从学理上说开放的一党制效率上要远远好于多党制。

毛泽东说过，你既不能做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能当人民的尾巴。这其实是一个命题，这里面的逻辑其实还是很清楚的。如果光顺着民意呢，就很容易做人民的尾巴，两边都不行。但是大家别忘了，中国的制度也有三权，什么权呢？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

比如，经笔者检索，发现在《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中存在公安交管部门可以查询交通事故当事人通讯记录的规定，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及时修改上述地方性法规。作者简介：邢斌文，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14]参见‘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行初字第4号。但是，法院必须根据人大备案审查工作的结果，妥善处理有关案件的遗留问题。[8]参见吴小霞与海口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204号。在极个别情况下，针对存在争议的法律规范，法院可以通过直接适用上位法等方式回避争议，确保审判结果的合法性。

可见上述规范主要是地方交通执法部门的依据，对司法实践影响极小。从相关经验研究来看，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否定规范性文件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展现了法院规范性文件审查的专业水准[15]。[17]参见傅某方与李某平、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湘0381执异23号。四、法院应当充分注意人大备案审查工作对审判工作的影响 法院审判工作与人大备案审查工作的衔接机制包括两方面内容，除了法院向人大移送审查线索、积极配合有关人大备案审查工作外，人大备案审查工作的积极作用也要通过司法审判活动充分显现。

其中，完善法院审判工作与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衔接机制，健全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移送合宪性疑虑的制度，是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热点话题之一[1]。我们应当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和各级法院审判工作实践出发，慎重定位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

第一，法院在适用法律规范时，要充分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备案审查工作中作出的处理意见。文章来源：《人大研究》2021年第2期。

随着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积极稳妥推进，如何进一步提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的质量、效率和针对性，愈发成为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中关注的焦点问题。另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定某些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后，通过简单的法律检索而无须借助司法实践，就能够发现存在类似问题的规范，进而有助于地方人大常委会展开法规清理工作。[15]李成：《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进路的司法建构》，载《法学家》2018年第2期。相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作出处理前，地方法院在审判中并没有否定特定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我们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近年的备案审查工作中处理的问题规范是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极少数涉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例如废止收容教育制度）。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规定了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制度。

这也就意味着，法院很难在诉讼活动中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并发现其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从数量上看，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案件数量在司法实践中比例极低[3]。

在某些个案的执行环节，有的法院也基于宪法精神，依法裁定撤销了有关执行行为，较为妥当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7]。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法院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3]冯健鹏：《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开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二、司法实践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取合宪性审查线索的主要渠道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的确可能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例如在2003年的洛阳种子案中，李慧娟法官在审判中发现《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相抵触（《种子管理条例》于2004年被新的地方性法规取代）。

但是从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开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来看，司法实践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取合宪性审查或备案审查线索的主要渠道。第二，法院援用宪法说理并不涉及对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判断。由地方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条移送路径如果一旦实践，其假设的立场是地方法院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不信任，在国家机关沟通顺畅、判断合乎理性的情况下，这一移送路径的设计似乎并不合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做好相关案件的审理、调解和执行工作。

但是，法院应当充分注意人大备案审查工作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彰显人大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工作的积极功能。第三，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运行成熟前，法院移送合宪性审查线索的效果不会太理想。

例如，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备案审查工作中推动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进行修改完善。[11]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1期。

目前备案审查工作的成本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法院系统内部对于自下而上逐级移送的线索持何种态度也有待研究。从法理和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意见无法否定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有关法律规范被修改或者废止也不构成法定的再审理由。

其二，发现司法解释违反宪法和法律，地方法院逐级移送至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研究处理。第二，人民法院在有关裁判文书生效后，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结果，做好有关案件的执行和善后工作。[6]例如：王树本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一审行政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7584号。[7]200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应某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询问作出《关于地方性法规中对交通部门暂扣运输车辆的规定是否与公路法有关规定不一致的答复》，认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相抵触。

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材料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的备案审查案例是由法院移送的。因此可以说，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与合宪性审查无关。

[12]刘嫚：《地方交规赋权警方查个人通话记录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出手纠正》，载《南方都市报》2019年3月2日，第AA04版。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法院只要能够坚持依法审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足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审判质量。

从此，法院在必要时援用宪法说理正式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笔者查询相关裁判文书数据库，并未发现地方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了这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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