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必定也必须有所变通，否则日常生活无法展开。

但是在写作过程当中，抽象掉了西方法学的内容，保持了概念框架，具体内容则体现了中国法律的现实和党的政法观念。2007年第三版称，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在教材编写中的指导地位，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到法学教材之中，展示出法理学作为法的一般理论、法学的基础理论、法学方法论与法理学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那年，被人问及何为法律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第一联想就是关公战秦琼，两个武将在隔时空地干仗。政治法理学者与明星法理学者 失去根基和信仰的法理学，就如同没有了爹娘的孩子。西方法学的规范法学和分析法学因其表层的中立性、法律道德哲学因其价值论的可塑性、法律社会学因其现象描述的客观性，都可以部分纳入中国法理学中来。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德国传统与美国传统的战斗并未结束，一个德国人在美国法学院施展不了工夫。法律史学的根基在于历史的材料，史学的考据也好，史学的评论也罢，总不能离了史料而随意发挥。

其次，把法律教义学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实际上是降低了法理学的地位。官方说走中国特色，法理学家就写法治与本土资源。[14]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57] 为树立彻底的独立个人形象，现代社会打碎了所有身份联系，同时也彻底遗弃了身份所承载的伦理价值。（二）教会等级制 战争不息的时代，万物皆流。唯有服从，或许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古希腊身份政治的意义在于，在政治程序上，城邦公民身份构成了城邦民主制的资格要件。

自权利产生之始，便已潜含病灶——它对人性的释放，虽有力地冲破了特权的身份桎梏，但也打碎了所有的传统社会联系。对此，基佐比较到：古代贵族的伟大性，由于其与宗教和政治的角色相联，是属于其处境、属于整个社团而不是属于个人的。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对于古代传统的彻底断裂，恰恰正是诱发现代困境的因素之一。[45] 张昌林：《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4页。优良的身份传统不能延续，反而渐渐走向其对立面。而从现实维度而言，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公民身份所承载的义务伦理着实不堪一击。

这一悖论的结果是，通过政治生活获取人生价值的理想开始涣散。家长权一定意义上就是家长对于家族的统治权，即家长对于本家族的财产和所有家属的支配权。而各种冲破政治身份而追求享乐及个体利益的行为，最终从根本上损害了城邦赖以存在的美德，身份伦理逐步衰退，以此为根本的城邦政治最终随之走向败落。人们该何去何从：人的价值是不是只能由城邦赋予？人脱离了城邦能不能继续生活？城邦之后的人到底是怎样生活的？这些问题骤然摆在人们的面前。

在此意义上，探究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必须要追溯到现代性的历史起源过程中去，探寻现代性的义务流变之于潜含的社会道德困境的推动因素，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诊断现代性之病，破解现代权利理论的道德迷局，以理性的义务观念重新塑造一种新的权利认知。[59]现代人没有想到，古典优良传统，例如身份所承载的义务伦理价值，以及古希腊对于共同体精神的宣扬等，就是一剂诊治现代病的良药。

[5]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3-85页。虚无的个人组合起来的现代社会，从一开始就是松散且随时可能解散的。

阿玛蒂亚•森深刻指出，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身份属性，人性才会如此丰富。参见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6页 [34]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6页。主人不应该忽视他们是上帝的奴仆……一个人有权利统治另一个人，这是上帝为他们安排的。可以看到，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个人的正义与城邦的正义实质是一体的，理想国就是每个公民基于城邦的利益行使自己美德的公民联合体。王权对教权的侵蚀，可能会减缓他对教会的义务，但与之相伴随的可能是加倍承担向国王交贡纳税的义务。[19]就此而言，身份一词在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中分别具有不同含义，因而，对于身份所承载的人的价值，不能单一而论。

反之，对于居于被主导地位的大众阶层，可谓无身份即无价值。没有任何对他有影响的强有力的一般法规。

即使统治者是恶人，人们也应该服从他，受恶人的统治是由于他们的罪过而应得的惩罚，这是以上帝的名义给予的惩罚。维系特权的，唯有专制。

另一方面，它无法经受风雨变幻的现实的摧残和各种欲望的引诱。中世纪后期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即是明证。

[56]而吉登斯则认为，现代性必然经历断裂，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因而，修昔底德不无悲哀地提醒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的天性一有机会就会一次次地战胜正义和法律的脆弱约束。这种反省乃是立足于现代主体性之上，是在现代框架之下对于古典传统的现代解读。雅典的实践表明，在雅典的政治活动中，完全可能存在派系斗争和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两种危险。

这就是封建制度的雏形，可见，封建制度就是建立在土地分封制基础上的，以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为组织机制的国家体制。[55]施特劳斯指出，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就是创新和进步，新的总胜于旧的，因此现代总胜于古代，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现代反对古代，其根源就在于由马基雅维里开端的西方现代性对西方古典的反叛。

更重要的是，在组织中贯穿的那种对于信仰的坚持和对于现实生活的热情，构成了基督教会改造和影响世俗生活的动力源泉。这就意味着，在罗马和中世纪，身份意味着对社会全部资源的垄断，同时也决定着社会资源在被主导身份群体之间的分配。

[28]个人的正义是由城邦的正义由大到小推论出来的，个人的灵魂同样由欲望、理性和激情三个部分组成，与城邦的正义一样，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而进入帝国时代，家长权背后的专制精神，似乎与帝国身份专制同一了。

[27] 面对城邦的这种困境，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的使命就在于，以整体主义（诉诸自然追寻人的本质）的哲学观，通过系统的观念塑造和城邦设计，以及对知识即美德的宣扬，企图恢复希腊传统的美德观念，重建城邦已然退化的正义观，引导人们追求灵魂上的完善，进而实现公民与城邦在美德上的协调一致的理想。不过，《理想国》的设想无法阻止城邦政治的衰败：一方面，城邦政治所仰赖的客观而自然的条件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身份政治的保守再也无法抵御城邦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而兴的新生阶层利益诉求的冲击。[6]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私法与政治领域虽然并非完全不可通约，但将二者同一却实属后世的无奈之举，盖由于罗马公法历史资料的相对匮乏。现代社会以权利取代身份成为基本维系纽带，并以此为动力基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同时也因与由身份承载的古典义务传统的断裂，而助长了个体与共同体的疏离感，陷入另一极端。

在《古代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身份到契约，更多的是从人法这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衍开来的。[20]霍布豪斯分析到：当时没有教会与国家的对立，没有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分歧，没有宗教和非宗教之间的分歧使公民不能尽到效忠义务，使良心的力量反对爱国的义务。

除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和出现的危险外，他还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抑制他的力量。柏拉图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对此作出的回应仍然不能算是成功。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380页。可见，一仆二主的格局不因两个主人间的争斗而有丝毫改进，更不用说可利用鹬蚌相争而渔翁得利了 颇有意思的是，在罗马时期的公民身份逐渐沦为臣民后，中世纪索性不再使用公民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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